伯德说道:“我在此刻颇受震撼,情绪还在从看过它后恢复中。我认为这将使一部惊人的艺术成就,我希望它能够真正激发全国乃至全球对奥本海默绝望的问题的大声讨论:关于如何生活在原子时代,如何生活在原子弹和麦卡锡主义下,成为爱国者意味着什么,以及科学家在充满技术和科学的社会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更多的讨论公众问题。”黄建新从监制和掌舵人的角度,分享了他对新导演的筛选与取舍。他提到,监制是一个维系电影运作、生产,维系电影工业制度的人,指挥大家在这个制度里“跳舞”。同时他也认为,“监制应该跟导演是最好的朋友”,监制是一个复合型的人,得懂艺术规律,也得懂一点经济管理,他需要在投资者跟导演之间建立一堵墙,帮助导演消化那些无益的干扰,厘清创作的根本,统筹全局,同时,要充分理解、尊重导演的想法。黄建新还对如今平台使用大数据过度干涉创作提出疑问:“大数据是告诉你电影跟观众的关系,跟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告诉你这儿必须改,那儿不对。(大数据)有它的意义,但绝对不是艺术创作的指导意义。我们《盗火者》最近也在做市场试映和观众测片,但不是在剧本创作和拍摄前期就告诉你这里那里必须改。”